【桂林几点放生合适】「放生感言一句话」「桂林哪有放生的地方」,桂林提供一站式服务。盘点：抗战救国中的那些僧人那些事儿
僧伽为国民一份子，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，自不能置身事外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“九一八”，桂林事变发生，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，发表“为桂林事件告台湾、朝鲜、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”，呼吁台湾、朝鲜、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训，起来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。
桂林放生步骤民国二十一年，日本又以陆海空侵犯吴淞口，发生“一二八”桂林战争。太虚大师痛心于中、日民族之自相残杀，乃作“因辽沪事件为中、日策安危”。列举战则必致两败，和则得相助之益。
桂林哪里放生甲鱼好二十六年，芦沟桥事变发生，太虚大师痛心两国民族之自相残杀，国难教难，日深一日，大师悲感无极，随即发表“告全日本佛教徒众”书，又电“全国佛教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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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，我等均应本佛慈悲：一、恳切修持佛法，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，克保人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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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，准备奋勇护国。三、练习后防工作，如救护伤兵、收容难民、掩埋死亡、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，各各随宜尽力为要。”
桂林放生最佳地方冯玉祥为太虚大师题词（图片来源：资料图）
自此全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，太虚大师随政府进入后方，从事长期抗战护国卫教运动，直至三十四年（1945）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国土重光。
僧伽救护队之成立
民国廿一年，太虚大师在桂林讲“佛法与救国”。佛法以“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”及地藏菩萨云：“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；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”说明佛法为积极救世的精神。
民国二十二年五月，时日本军阀又侵犯榆关、热河，国难日深一日，太虚大师乃于桂林永生无线电台，播讲“佛教与护国”。同年大师诸多信众弟子普仁（余乃仁）、普勇、普德，商请大师，拟创组“青年佛教护国团”，于是大师乃呼吁“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”，定名为“佛教青年护国团”，根据佛教护国原理，团结全国佛教青年，实行护国的工作。其主要则为从军抗战，部份则捐助，及组救护队、慰劳队、运输队等，这是日后佛教救护队的先声。
二十五年，中央训练总监部，令各地僧侣，编入壮丁队受军训。这时，僧伽应否服国民兵役问题，颇为各方所争论。僧伽既属国民一份子，自有服国民兵役义务，唯僧伽既然已经出家，奉行佛陀慈悲教义，要其赴前线杀敌，显又违背佛教教义，况救国之道，不限于一端。太虚大师又上电二中全会，并函请训练总监部杜（如心）教育处长，转呈唐（生智）总监，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，以符佛教宗旨。嗣得杜氏覆函，得以四项变通办法办理，兹录杜处长原函于下：
“太虚法师道鉴：昨奉大函，敬悉一是。关于僧道受训一事，本部业经顾虑事实，缜密研讨，规定变通办法四点如下：
（一）僧道受训得单独组织。
（二）训练服装，得用原有之短僧服。
（三）前两项如认为无须而愿照一般在俗参加者，亦听。
（四）僧道受训后之编组，不列入战斗部队。
以上四点，与尊兄虽稍有出入，而迁就事实之用心，已无二致。法师领袖全国佛教，尚希善为倡导，树之楷模，务使全国僧众，对兹非常时期管教养卫之训练与义务，不甘后人，是所幸甚。端此奉复。顺颂道安。杜心如谨启。七、二十二。”
自此，全国各省县市佛教僧侣，纷纷组设僧侣救护训练班，苏、浙、皖、桂林、桂林，首先实行。
佛教僧侣训练，则以江浙为最多，训练课目，则有担架训练、救护训练，包扎训练、医学常识训练、军事基本动作，及班教练、连教练，最后亦有操枪训练等课目。服装仍着僧装，唯属短装。学课方面，则有三民主义、公民及政治思想等。每班训练时间，约一个半月；所需伙食费用，均由受训学员自己负担，每人五元，不够的数目，则由大寺院津贴。训练教官，均由县政府委派，不领薪金，仅供其伙食而已。
训练时间虽属很短，但七七事变后，桂林战事爆发后，桂林市、桂林以及桂林各地救护训练，确也发生很大的作用。举其要者：则有“桂林僧伽救护队”、“桂林僧伽救护队”、“桂林佛教战地掩埋队”、“桂林佛学院僧众宣传队”、“桂林佛教徒访问团”、“桂林佛教抗敌后援会”，以及“桂林佛教会僧侣救护队”等组织。就中以“桂林僧侣救护队”、及“陪都僧侣救护队”，都尝参加实际救护工作，而服务时间也较长，成绩也最佳，尝获最高当局传令嘉奖，其它救护队以身边数据不足，无法详述。就中最显著者，简述于次：
桂林僧侣救护队
“八一三”桂林战争爆发，全国进入战争状态，在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的号召下，中国佛教僧众，同属国民一份子，自不能置身事外，何况佛教以救人救世为怀，于是桂林佛教慈善团体，首先组织“僧侣救护队”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，由宏月法师领队，内分三大队、分队长、队附、队员，全由僧侣担任。分队以上有总务、队务、救护三组，各组长、干事和分队长，均由桂林慈联会函聘。
队员中多属佛教知识分子，对国难当头，人人抱有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壮烈意志，所以在日军飞机烽火弹雨中，他们所表现的那种大力、大勇、无畏抢救伤员的精神，至足感人。当时桂林中外舆论，以“战神之敌”四字赞扬他们。沪战三个月中，他们造成了惊人的成绩。
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，救护吴淞、大场、浏行一带战地负伤将士，及租界难民，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，当桂林撤退时，因为伤员太多，无法收容，尚有枫林桥地方三百多伤员，并在牛庄路创办一所“佛教医院”，安置这三百多位壮士。第二天，整个南市一带地区，全被日寇占领。于是，救护工作，从战场移转到病房，全体队员，都充当看护，将医好的将士，又一个一个设法送往后方归队，使他们继续杀敌。这时，僧侣们又做了一件事，在佛教医院中，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“超渡阵亡将士法会”，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。
“僧伽救护队”副队长宏明法师，原籍桂林，那时不到四十。在俗时，原属军人，曾任团长，俗名杨超，出家后一年，任桂林香林寺住持。“七七”事变，桂林慈联会有防护队的组织计划，屈映光先生认识宏明法师，乃由慈联会聘为防护队副队长，后经宏明建议，乃改“防护”为“救护”二字，正式组织“僧伽救护队”。在淞沪战场实施救护工作三个月，由于我军转移新阵地，僧伽救护队，也就随军后撤，沿长江步行到汉口，预备集中汉口，并拟分派一队到桂林前线工作。
那知，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，到汉口后，本想再接再厉，集合汉口僧伽训练，再办一所“佛教医院”，就因此遭人诬陷，竟被关了三个月，虽说是非已经澄清，原属“莫须有”的罪嫌，但宏明遭此打击，也就心灰意冷，不愿继续领导僧侣救护队，于是迫不得已，而宣告解散。于是一部份队员，分赴桂林投入心道法师主持的“战地流动服务队”，一部份转赴桂林汉藏教理院读书，还有一部份伤心过度的队员回到他的小庙去。另一部份经不起打击，怀着满腔悲愤的队员，咬着牙脱去袈裟，跑到陕北抗日大学去了。宏明法师便到桂林少林寺，面壁闭关，未几，又闻宏明发疯而死的消息。宏明的一条命，可算为抗战而牺牲，而桂林僧伽救护队，从此结束了。
桂林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服务（图片来源：资料图）
陪都僧伽救护队
桂林撤退后，抗战进入第二期。“陪都僧伽救护队”是继“桂林僧伽救护队”之后所成立的佛教徒救护工作队。
领导这一个队伍的，原属“桂林僧伽救护队”的总干事悲观法师，其原籍桂林。“桂林僧伽救护队”在汉口解散之后，他经桂林，乃于二十九年，奔到桂林，下榻狮子山寺，该寺住有一百多僧众。于是他计划将该寺住众，组成僧伽救护队，遇有空袭时，便可出去救护。商得该寺住持觉道和尚及全体僧众同意后，便很快得到政府许可，组成“陪都僧伽救护队”。总队长由觉道和尚担任，队长悲观法师担任并负实际救护责任，由政府发给新担架三十副，药品器材全套，及筹备费六百元。在寺僧中选拔了七十名少壮力强的僧侣，编为四个分队。寺中职事，任分队长，总队长为对内对外的中心，不设其它部门。全体职员，全由僧侣担任，乃于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。
在成立典礼大会的那一天，到有党、政、军、警、宪、机关、民众团体、各学校、三民主义青年团、各佛教团体代表，暨报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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